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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底，深圳的人们正为香港回归祖国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全市各单位、部门和企业，开会、彩排忙得不亦乐乎。人们看到：香港回归前的深圳喜气洋洋、街道张灯结彩份外隆重，尤其是深南路上那彩灯有规则地挂在树上，每到夜晚万灯齐放，全市散发出喜悦的光彩。人们看到这些，都在心里说：“这香港要是每年都来一次回归祖国的怀抱该有多好啊！”
这种喜庆的氛围也在市民银行蔓延开来。这天下午，湖贝支行会议室集中了三级经理和部门主任，支行行长王显耀正准备按上级的要求，布置配合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大家要做的工作。
王显耀是东北汉子，原在LN省政府秘书处工作，八十年代末举家调到深圳。王行长这人长得很清秀，用北方人的标准来说，是长得十分袖珍：米，讲话慢声细语，人也很随和，因此，人缘极好。在他那长得清秀但不算非常漂亮的五官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眼睛和嘴巴：在一对匀称的双眼中内敛着清蓝色的光芒。他经常合着嘴唇，要说话的时候看人点菜，尽量避免话不投机的尴尬。这当然不能说成是缺点，算是有点内秀的男人，平时都会紧闭嘴唇，一般不太会主动多嘴与人打招呼。长在他脸上的眼和嘴仿佛告诉人们：“我这品种，是在随和的前提下显现出坚定和刚毅；或者说是自我主导下的随和，你别小看我，我可是个主事的人儿。”
我们国家自从有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以来，很多中国人——不分民族，就对高大魁伟的北方汉子情有独钟。当然啰，这主要讲的是女人，尤其是情窦初开的二八少女（上了一定年龄要过日子的女人和操持家计的男人们不一定这么想。）。王显耀虽然是北方人，但从外表上看，人们怎么也不会把他与高大魁伟的北方人联想在一起，倒像一个地道的GD农村的村委主任。也许正应了算命先生的话：“北方人长成南方人的型款，贵不可言。”王显耀工作过的地方，都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口碑极好。1995年秋，市政府统一安排，由市民银行接管了各金融服务社，后来，就由他牵头接管市民银行湖贝支行，也就是当时的湖贝金融服务社。当时，他是只身到任，一年时间，身边就有了陈作业、夏天、徐东海、汪洋、李国兰、韩小妞、吴冬梅等乐于奉献的部下。这不能不说是他做人的成功之处。
话说这天下午开会前，王显耀行长为了融洽会议气氛，先讲起了题外话：“我们在深圳迎接香港回归，整个深圳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但在我的老家，气氛好像比深圳更紧张，甚至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都以为中国南方要跟英国人打仗了。最近，几个在老家的亲戚和朋友，都打电话劝我把小孩送回老家去，说：‘大人在深圳打拚，丢了性命，说得过去，小孩就不应该了！’为什么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和外地的看法反差那么大？”
大家都觉得挺有趣，支行办公室主任许爱群是个快嘴的婆娘，立即插话说：“打什么仗？看到深圳的彩灯，我们深圳人都恨不得天天都是香港回归呢！”
年轻的副行长陈作业笑着说：“要是真的打仗，我们这些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人，还不知早就躲到哪里去了！”
接过陈作业的话茬，人事部三级经理王花乘机打趣说道：“到那时，说不定我们在座还会出不少叛徒呢！”
然后，她把头扭向坐在她旁边的原金融服务社副总经理，现在是负责支行保卫科工作的副科长秦现虹，开玩笑说：“秦总，看你的相貌油光满面，讲话油腔滑调，到时候最有可能当叛徒、汉奸。您说呢？”
秦现虹是SH人，是一个不太愿意吃眼前亏的主儿。听了这话，红着脸，也打趣地回敬王花说：“我看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你是最有可能当外国人的慰安妇的。到时候，我们搞保卫工作的同志也许还要靠你利用‘职务之便’搞情报呢。”
大家都在笑着，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负责人徐东海很认真地说：“我看当务之急，是要叫王行长下了秦科长的枪，收了他在支行的兵权。不然，到时候他一头栽在外国人的怀里，一手拿着驳壳枪，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家说，对不对？”
“我举双手赞成徐经理的意见。”——信贷计划科科长夏天也加入了开玩笑的行列。
大家都笑得满脸通红。
这时，王显耀笑着说：“正式开会了！大家收心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欢送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执行使命的有关事宜。市里估计到时候很多市民会自发走上街头欢送部队驻港，担心场面和秩序不好管理。因此给每个区和主要单位人员划分了大致地带，希望同事之间有个照应。……”
支行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五点多钟。
………
六月三十日晚上，夏天回到家里草草吃过晚饭，看看客厅的挂钟，已是晚上的七点。他轻松地拿上一个提包，就下了楼，到车库开车直奔市民银行总行。到了总行，在总行多功能会议厅一边等待，一边观看挂在墙上的大屏幕电视节目。夏天刚坐下，只见电视里闪现出几个大字《百年沧桑话香港》。
夏天边看电视节目，边回想起1992年刚来深圳时，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建党节。当时，夏天作为深圳特区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总经理同坐一部车到南澳镇和正在建设中的大亚湾核电站过组织生活。途经大、小梅沙的路上，老总看着公路下的海水说：“老夏，你知道过去我们与英国人的国境是怎么划分的吗？这下面的海水涌到哪里，我们的国境就退到那里。”
后来，夏天又从武警部队六支队取得通往沙头角的特别通行证，并和支队的作训参谋谢吴一起到了中英街。在中英街上标明划分中、英地界的铜钉处，作训参谋告诉他说：“有一回，我们的国家主席到了这里，踩着这个铜钉，久久不肯离去。”
根据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1997年6月30日晚上九点正，一支由509人组成的先头部队从皇岗口岸准时开进香港，与驻港英军进行防务交接。
当驻港部队从公安边防部队守卫的落马洲大桥的桥面通过时，大家几乎在同一时刻情不自禁地向隆隆前进的装甲部队敬礼，目送着装甲车徐徐开进香港。
这是多么神圣时刻啊！梦里寻他千百度，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目睹！
“没有亲自经历过这一场面的人，是很难体会那时的激动心情的。”在场的公安干警后来对人们说。
